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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壇四十年

                                                                      陳賢杰

        (小序)19551月,剛滿18歲的我,懷揣著中央軍委所屬北京測繪學院的中專畢業證書,提著簡單的行李,來到了長江邊上的六朝古都南京市,跨進了地質部屬的南京地質學校的大門,開始了我的近四十年的教壇生涯。

        四十年,可謂漫長,在同一所學校里度過近四十年,更不容易,其中值得回憶、值得書寫的事件實在太多,我只能細細回憶,慢慢寫出;如果哪位戰友、同事、學生發現文中有某些誤記,可與我聯系,予以改正。如果此文能夠成為維系大家友情的紐帶,那就更有價值了。

        教壇四十年  (之一)     

        初為人師

        本篇重點回顧1955、1956年踏上教壇頭兩年的情景,作為教壇四十年的開篇。我將大體按時間順序回顧四十年來的教學生活。

        距今近五十年了,歲月茫茫,往事如煙,只能把深深刻印在腦海里的片斷寫出。也許能從這些片斷的回憶中,透視出幾十年間的社會生活狀況,看到我們這一代人的創業艱辛和喜怒哀樂。

        那是1955年1月8日中午,有四位身穿舊軍裝的青年提著簡樸的行李走出南京市下關火車站。看見站外停著幾輛馬車,其中一位,忽發奇想,提議乘坐馬車赴任,于是,大家同意。馬車,現代都市中已經難得見到,只在一些風景區看到,供游人玩賞。那時在南京卻是一種交通工具。他們坐在馬車上穿過古老的街巷向市中心鼓樓方向緩緩而去。四個人穿著一色的剛剛卸下帽徽胸章的軍服,年少英俊的面孔吸引著路人的眼光┅┅

        這一幕就是我和戰友王文中、勞永樂、伍大正四人初到南京時的情景,提議乘坐馬車的,就是勞永樂兄。其時,我們剛從北京測繪學院畢業,轉業分配到地質部南京地質學校任教。此刻正是他們人生的一大轉折,從此開啟了教壇四十年生活的新篇章。

        在寫這篇回憶錄的時候,可以自豪地說,我們把畢生精力獻給了光榮的教育事業。而近半個世紀前,初到南京時乘坐馬車的情景,誰也不會忘記。

        那年,南京經歷了多年未有的嚴寒,我們到來之前下了一場大雪。那一天雪后初晴,仿佛著意歡迎北京南下的客人。但氣溫仍在零下。馬車到達校門口時,正值大批學生飯后從校內蜂擁出來回對面宿舍休息。學生們圍攏馬車看著我們,指指點點議論紛紛。他們也許不會想到,這四位和他們年齡相仿甚至比他們小的轉業軍人,竟是日后他們的老師。事實是,當時伍和王還未滿18歲,幾個月前召開的第一屆人大會議選舉代表時還沒有選舉權,我和勞則剛滿18歲。

        1955年1月,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軍銜制的前夕。這一年的九月,毛主席給十大元帥授勛。在軍銜制之前要對軍內成份進行一次整頓清理。我們四人都有家庭出身或海外關系等情況,因此,畢業時我們是第一批轉業的廣州仔。另有些人分配后不久也相繼轉業。其余同學大多數到了七八十年代才轉業,多數回到了廣州。留在軍內的同學中有一位叫何永強的最后升為大校軍銜,現在北京,可能是我們當中絕無僅有的了。而我們卻沒有配戴上一天肩章的福份。我們轉業不久就收到同學寄來的戴上肩章的威風凜凜的照片,我們只有羨慕而已。我們之中誰也沒想過這輩子當教師。人生的路不全由自己決定,不是你想怎樣就怎樣的,社會環境會給你鋪就一條身不由己的道路。

        到達學校的當晚,我們被安排在儀器庫樓下的一間房間里,北窗臺外積雪一尺多厚。房內沒有烤火,頭一天夜里,我們蓋著部隊“兩斤半”的被子,憑著年輕火旺的身體熬過來了。次日晨,接待我們的人事科長驚奇地發現了,立即批給我們購買計劃,到新街口百貨商店買布做被套。現在的年青人一定覺得好笑,怎么買布還要計劃呢!但那時是計劃經濟,剛解放不久,物資缺乏,大量購買是要計劃的,幾年后還發行布票呢。

        南京地質學校直屬中央政府,是由華東軍區測繪學校集體轉業而成立的,許多工作人員都是轉業軍人,有著光榮傳統。建校50年后的2000年并入了東南大學。該校座落在市中心,附近北極閣一帶,相傳是1600年前六朝時代的宮苑所在,古木參天,風光秀美。近年逐步建成南京市著名的風景區;南面高樓林立,北面樹木蒼翠,是現代城市中的一塊寶地。

        周道校長很快接待了我們,對我們表示歡迎,并宣布按我們轉業時副排級套到學校級別為月工資49元多。我們即由每月6.9元津貼陡增到七倍,這工資待遇,在當時環境下,大家都十分滿意了,因為那時每月的伙食費只要10元即可,而住房家私都是公家供給的。到了70年代,一名中專生畢業時的工資也只不過30.8元。周校長說,你們幾年沒有回家探親了,給你們假期馬上回家吧。然而,我們大家都異口同聲表示要立即投入工作,探親假以后再說。一心一意想為國家作貢獻,這是部隊熏陶的結果。部隊長達三個月的入伍期教育,在我們年青的心靈中注入了共產主義人生觀、生死觀;那時,個人利益甚至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了,何況個人的休假呢。如放在今天,一般年輕人早已回家探親了,兩年多沒見父母面啊!

        從此,地校大院里多了我們四位穿舊軍裝的新人。人們都親切地稱我們為小廣東。我們四人(1958年伍調走)一直合住一間30多平方米的大房間,各占一個角落。我和勞面對面,他很快買了電子管收音機、留聲機,后來我和他都練小提琴。我們常聽紅線女的粵劇“昭君出塞”的唱碟,直到現在都能背唱出來。我們都勤奮學習、備課,有時彈琴唱歌說笑,日子過得非常快活。

        我們到地校后幾個月,又有幾位測繪學院校友加入我們的行列,他們是張宗文、劉學、張敏智、黎國英、丁素蘭、聞近玉等,還有我們在測院時的兩位老師。其中黎和張敏智也是我們的廣州老鄉。

        我們很快便投入到繁忙的教學工作中,科主任陳主一把我和伍分到測量與礦坑測量學科,把勞與王分到測量覘標建造學科。并說因為我和伍是11班的,勞王是12班的。原來他知道當年進測院分班考試時,按成績好壞順序分在11班、12班、13班。其中13班還晚畢業半年。其實,后來成績好壞已有很大的變化,我們四人的成績都是不錯的。畢業時我的總成績達到上等生的標準,在畢業典禮上院長親自給頒獎,記不清得到相當于多少斤小米的獎勵。

        5556年,正是國家建設大發展的年代,需要大批地質和測量技術人才。我校從1956年起每年將有數百上千名學生畢業。因此,我們的工作格外緊張。1955年,我們為大地畢業班學生籌建堯化門實習場,加密控制網。堯化門離學校近十公里,當年是一條短短的小街,沿公路兩旁有些小商鋪,附近屬丘陵地貌。學校在一片高地上臨時搭建起幾大間草篷供學生住宿,老師則租用老百姓的房子作居住和辦公用。我們的足跡踏遍附近的山山水水。1955年我和伍分別在此輔導過地質0108兩個班級測繪11000地形圖。記得當年有一位學生已28歲,做過幾年生意的。現在這兩班同學的名字大都已遺忘,唯獨還清楚地記得一位女同學的名字,她是08班的胡蓉。1956年畢業時被分配到武漢地質系統,現在應是退休的老太婆了。可我腦海里還有著那個可愛的小姑娘的印象。當時,這個班的女同學多次到我的宿舍邀請我和她們到玄武湖公園玩,可我卻不知為何一直沒有答應。這是我接觸的第一批學生。

        19566月份,第一屆6個大地班學生畢業。這一年的3月15日,我和潘郁勞永樂張宗文老師帶領下一屆大地07、08班學生到安徽宣城、涇縣一帶實習,這是我到地校后的第一次遠征,而且是完成生產任務。這是皖南風景勝地,靠近皖南事變遺址。青弋江水清見底,兩岸山青水秀。聞名遐邇的宣紙、徽墨、歙硯即產于此。記得當時那里雞蛋只賣3分錢一個,我們用飯盒和柴草煮蛋吃。傍晚還可欣賞當地小女孩唱民歌和跳民間舞。一天,我們在一座叫黽山的山頭上造標,還未及埋好柱子就坐在避風處吃隨身帶上山的冷飯菜,不料一陣狂風吹來,竟把覘標刮倒。幸好大家坐在稍遠處,未有傷人。又有一天,附近山火漫延,同學們奮不顧身撲滅火災,受到當地群眾的稱贊。還有一次從山上返住地的路上竟迷了路,走了半天,結果還是回到了原地。這次實習中師生都曬脫了皮,當時的口號是“曬黑了皮膚練紅了心”,大家頭發胡子一個多月未理。我們四位老師返回蕪湖市區時有人手里還拄著根竹拐杖,走在街上被疑為一幫乞丐。我們在一家靠河邊的飯店落座,要了一桌豐盛的菜肴,服務員瞪著疑惑的眼光望著,生怕我們付不起帳。其實我們口袋里都有不少鈔票,當年實習還有補貼的。這一批學生現在都已退休了,偶爾還會碰到一兩位,談起這段生活仍甚有興味。

        1956年,全國進行第一次工資改革,我被推為學校工資改革委員會委員,在討論到我們四人的工資定級時,校長說,因指標關系,我們四人中只能有一人提升。提誰呢?科主任說,因王文中來校后曾被派出到西北跟蘇聯專家學習過一段時間,業務水平比我們高。而我是委員,應高姿態謙讓,因此,王升了一級定為59元,而我們三人靠級定為52元。三年后即1959年,我們才升到和王一樣。但下一次王又升一級,工資一直走在我們的前面。

        開始時我們只上實習課,沒有大本的書教。在課堂教學中,我們都好像有點天賦,雖不曾從師范院校出來,卻都顯得老練,面對比自己年齡大的學生毫不膽怯,也許一身舊軍裝幫了我們的忙。

        我們的工作一開始就是滿負荷的,但我們深知自己的業務水平遠不能滿足教學工作的需要。按今天的要求,我們的學歷是不能踏上中專的講臺的。因此,我們除了完成本職工作外,還抓緊業余學習,甚至寒暑假也不例外。不久,就自學完了蘇聯大地測量學家克拉索夫斯基的大地測量學等高等學校教材,后來又函授了武漢測繪學院平差計算課程,記得我的成績是優級。我們也陸續學習教學法、心理學和俄語等課程。

        直到1955年暑假,我們幾位“小廣東”才結伴回家探親。我們乘船經武漢轉火車回家。我背著參軍時從家里帶出來的有藍白間條的帆布被袋子,仍舊穿著舊軍裝,象跑單幫的商人。在武昌車站還受到警察的盤查。他們三位日后常以此為笑柄。到家那天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當我徑直回到小東營那熟悉的家時,母親從廚房走出,望著我問:“你找誰?”我暗暗好笑,沒有作聲仍往里進。其實心里很復雜,既激動又有點心酸。兒子參軍時還不滿16歲,回來時已20歲長大成人了,有了三年多工齡,好像飽經風霜了,哪認得出來啊!

        我的回家給了家人一個驚喜。那時,弟弟剛上小學,妹妹還在幼兒園。這時做哥哥的才有機會牽著他們上街玩玩。多難得的機會啊!

        今天,“小廣東”早已變成“老廣東”了。許多老同事見面時還會提到當年的“小廣東”。伍大正于1958年3月就調離我校,后來在廣州一所中學干至退休,仍沒有脫離教育戰線。最近我和他經常見面敘舊。記得他調走時我正在野外實習,一天回到我們四人的房間時見到他的書桌上用粉筆寫著幾個遒勁的大字:“莫等閑,白了少年頭!”

        而我和王、勞三人都在地校直到退休,可謂“從一而終”。

        20029月,為紀念到測繪學院學習50周年在花都聚會之際,伍大正作詩一首:

        半紀征程風雨路南疆北國測旗揚。今朝故里大團聚,互祝安康更壽長。

        本人步其韻和詩一首,作為本文的結尾:

        半紀蒼蒼金陵路,策馬長驅向石橋。今朝回首少年事,相覷茫茫笑白頭。

        注:金陵,南京的別稱。石橋,地校所在的街道名大石橋。  

            2003年中秋節定稿于廣州澳洲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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