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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十二:去臺后的國民黨

        蔣介石與臺灣國民黨 蔣經國與國民黨 李登輝與國民黨 連戰與國民黨 宋楚瑜與親民黨

                                    蔣介石與臺灣國民黨

          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采取兩面手法,一方面電邀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國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一方面在美國的支持下,抓緊時間調運兵力,把國民黨軍隊部署到原日本占領地區,以積蓄力量,伺機發動全國內戰。到1946年6月,蔣介石認為時機已到,撕毀雙方協定,命令國民黨軍隊向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發起全面進攻。內戰中,國民黨軍隊在各戰場節節敗退。1949年初,經過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國民黨軍隊有生力量被消滅過半,國民黨統治面臨徹底垮臺的命運。面對艱難的形勢,蔣介石采納歷史地理學家出身的張其昀的建議,決定把臺灣作為今后的退身之所。他認為退居臺灣,退可守,進可攻;臺灣與大陸隔著一條海峽,憑借海峽天險和海、空軍力量,完全可以抗衡當時尚無海、空軍的共產黨,以積聚力量,待國際形勢發生于己有利的變化時,再反攻大陸。

          1949年1月,蔣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任代總統,但實際掌控權力。1949年春,以李宗仁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派出代表與共產黨在北平進行最后的和平談判。由于蔣介石拒絕在《和平協定》上簽字,和平談判破裂。

          1949年4月,共產黨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解放軍以強大的攻勢迅速解放了國民黨統治區。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取代“中華民國政府”成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1949年12月7日,國民黨“國民政府”各部門從成都逃往臺灣;12月10日,蔣介石和兒子蔣經國,乘飛機從成都鳳凰山機場飛往臺灣。

          隨著國民黨退居臺灣,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就開始籌劃渡過臺灣海峽、徹底殲滅國民黨殘余,解放臺灣進而解放全中國的計劃。1949年8月至1950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除金門、馬祖以外的臺灣外圍的主要島嶼,并開始正式準備發起渡海攻臺。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美軍進入朝鮮,第七艦隊駛向臺灣海峽。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面臨來自東北和東南兩方面的軍事威脅。同時,美國還加強了對侵越法軍的支持,向越南派出了軍事顧問團,中國南部邊疆的形勢也驟然緊張。從當時中國的實力來看,要同時在三條戰線與美國作戰顯然存在極大困難。而且當時人民解放軍尚未有具有戰斗力的海軍和空軍,要想短時間內突破美國第七艦隊的封鎖,進而解放臺灣并不現實,于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推遲渡海攻臺。

          隨著國民黨政權在軍事上的徹底失敗,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都認為國民黨在臺灣存在的時間不長了。當時,隨國民黨從大陸遷往臺灣的外國使節寥寥無幾,蔣介石外交空前孤立。蔣介石主要依靠的美國,態度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1949年4月,國民黨政府遷到廣州,但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卻出人意料地留在了南京,并沒有隨同南遷。司徒雷登在南京與中國共產黨進行了試探性接觸。當時雙方都有進行接觸的意愿:從共產黨方面說,能與美國改善關系,無疑有利于加速國民黨政權的消亡;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是當時世界上頭號資本主義大國,爭取美國對于擴展將來的外交空間,加強與西方世界的聯系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而在美國看來,共產黨統治全中國只是時間早晚問題,為了維護美國在中國的既得利益,同時也為了拉住中國,使其不倒向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有必要試探一下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司徒雷登與中共代表黃華進行了接觸和討論,但美國提出的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繼續執行國民黨政府的外交政策,承認國民黨與美國簽署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遭到中國共產黨的堅決拒絕。美國政府向中國共產黨的試探未取得任何成果。1949年12月,毛澤東主席率代表團訪問蘇聯。為了不使中國完全倒向蘇聯,美國政府又作出一些在臺灣問題上保持“中立”的姿態。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總統發表聲明稱:“在1943年12月1日的《開羅宣言》中,美、英、中三國元首申明他們的目的是使日本竊取于中國的領土,如臺灣,歸還中國。過去四年來,美國和其他盟國也都承認中國對該島行使主權。美國對臺灣或中國其他領土從無進行掠奪的野心,也不準備以武裝部隊干預中國現在的局勢。美國政府不準備采取任何足以把美國卷入中國內戰的行為。”1950年1月12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全美新聞俱樂部發表題為《中國的危機》的演講,公開稱國民黨不是在戰場上被打倒的,而是被中國人民拋棄了。更重要的是,艾奇遜在描述美國的西太平洋安全防線時,所指是從阿留申群島,經日本到菲律賓,并未包括臺灣在內。這一政策宣未的含義非常明確:美國無意保護臺灣。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政府從其遠東戰略利益考慮,改變了對臺政策。為了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攻打臺灣,美方以協防的名義,直接出兵臺灣。

          1950年6月25日,戰爭爆發當天,美國遠東軍司令麥克阿瑟向美國國務院遞交了一份名為《在亞洲遏制共產黨的戰略計劃》,明確提出臺灣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價值,美國應立即給予蔣介石廣泛的軍事援助,并派出海、空軍“保衛”臺灣。麥克阿瑟還建議蔣介石派一個軍到朝鮮參戰。美國總統杜魯門在與國務卿艾奇遜商量后,認為臺灣派兵到朝鮮作戰的建議不可取,這將引發與中國的全面戰爭,但以朝鮮戰爭為借口進兵臺灣則有“必要”。6月27日,杜魯門宣布,派遣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八艘艦,包括六艘驅逐艦、兩艘巡洋艦駛向臺灣海峽,“以阻止共產黨對臺灣的進攻”。杜魯門政府為了證明其出兵臺灣的正當性,無視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政府已恢復對臺灣行使主權的事實,無視美國政府參與簽署的《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拋出了所謂“臺灣地位未定論”,稱“臺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由聯合國考慮”。“臺灣地位未定論”的出籠,表明了美國企圖將臺灣從中國領土分裂出去的意圖。蔣介石政權敗退臺灣后的半年多時間里,美國并未向臺灣派出正式的外交官和外交機構;而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后,1950年7月28日,杜魯門派藍欽為駐臺“公使銜”代辦,海軍少將賈那德為駐臺武官。7月31日,麥克阿瑟率領美軍代表團訪問臺灣,與蔣介石商定,國民黨的一切武裝力量歸麥克阿瑟統一指揮,共同防守臺灣。8月4日,美國空軍第13航空隊入駐臺灣,建立“臺灣前進指揮所”;美海軍也在臺北成立“聯絡部”,負責協調指揮臺灣海軍;美國政府還派出一個名叫“美國遠東軍駐臺軍事顧問團”的正式代表團長駐臺灣,將國民黨的軍事指揮權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

          1954年12月2日,美國政府和臺灣當局簽訂“共同防御條約”,正式確認了美臺之間的互助同盟關系。這是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嚴重事件。條約規定,如果締約一方遭到武裝“攻擊”,另一方將“采取行動,以對付共同的危險”,其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自己的領土臺灣的用心十分明顯。同時,條約又規定國民黨對大陸采取軍事行動,必須征得美國政府的同意,實際上在于阻止國民黨“反攻大陸”。這樣,既阻止大陸解放臺灣,又不準臺灣進攻大陸,美國政府企圖將兩岸分裂的現狀固定化、永久化,搞“兩個中國”、“一中一臺”。此后,美國國會又于1955年1月通過所謂“臺灣決議案”,“授權美國總統于其認為必要時使用美國武裝力量確保臺灣與澎湖列島免受武裝攻擊”。根據此一決議案,美國第七艦隊及航空母艦“中途島號”于1955年1月28日駛入臺灣海峽。

          對于美國在朝鮮戰爭爆發后派第七艦隊入侵臺灣海峽,麥克阿瑟曾有過一段明白的說明:臺灣是“一艘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它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可以駐扎10到20個航空大隊,是不可多得的空軍基地。同時,如果取得臺灣作為潛水艇基地,不但可以對前方作戰提供短程潛水艇支持,而且可以控制從南方菲律賓到日本、南朝鮮的海運,切斷西太平洋所有海上通道。從更深層次看,美國政府控制臺灣最大的意圖是為了遏制共產主義的“擴張”,從而組成南朝鮮、日本、臺灣、菲律賓一線的西太平洋防線,封鎖、圍堵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美帝國主義公然入侵中國,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自己的領土臺灣,中國政府和人民表示了極大的憤慨。1950年6月28日,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發表嚴正聲明,指出:“杜魯門27日的聲明和美國海軍的行動,乃是對于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對于聯合國憲章的徹底破壞”,“不管美國帝國主義者采取任何阻撓行動,臺灣屬于中國的事實,永遠不能改變;這不僅是歷史的事實,且已為《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投降后的現狀所肯定。我國全體人民,必將萬眾一心,為從美國侵略者手中解放臺灣而奮斗到底。”中國政府多次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和安理會主義,揭露和聲討美國的侵略行為。9月29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同意中國政府派出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有關“美國侵略臺灣案”的討論。1950年11月28日到12月15日,中國政府派出以伍修權為代表、喬冠華為顧問的九人代表團,在紐約聯合國論壇上以大量的事實和充分的證據,駁斥了所謂“臺灣地位未定論”,控訴了美國的侵略行徑。由于當時聯合國為美國所控制,大會最終未能采納中國政府的意見。

          如前所述,1949年10月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已取代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政府”,成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國際上的唯一合法代表,按照全世界公認的有關政府繼承的國際法準則,理所當然地繼承了原來的“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國行使的包括對臺灣省在內的全中國的主權。而國民黨政權的少數殘余勢力退逃臺灣,雖然還打著“中華民國政府”的旗號,但這個所謂的“中華民國”已經完全喪失其合法性。當時,中國人民已經將“解放臺灣、完成祖國統一”提上議事日程,并著手準備。因此,臺灣問題從本質上講完全是中國的內政,應該由中國人民自己解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美國政府原本可以從中國內戰的泥潭中拔出來,但它沒有這樣做,而是對新中國采取了孤立、遏制的錯誤政策。它在中國人民積極準備解放臺灣時,利用朝鮮戰爭爆發的機會,公然派遣第七艦隊侵入臺灣海峽,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臺灣的正義行動,武裝干涉純屬中國內政的海峽兩岸關系,并通過與臺灣當局簽訂所謂“共同防御條約”,將中國領土臺灣置于美國的“保護”之下。美國政府的政策,造成了臺灣當局在其庇護下,與大陸軍對峙超過50年。臺灣海峽地區局勢因之長期緊張,臺灣問題也由此成為中美兩國間的重大爭端。因此,臺灣問題的產生,從本質上講既是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也與美國勢力的介入有密切關系。臺灣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美國政府負有重大責任。

          為了緩和臺灣海峽地區的緊張局勢,探尋解決中美兩國之間爭端的途徑,中國政府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即開始與美國對話。1955年8月至1970年2月,中美兩國共舉行了136次大使級會談,但在緩和與消除臺灣海峽地區緊張局勢這個關鍵問題上,未取得任何進展。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隨著國際局勢的發展變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壯大,美國開始調整其對華政策,兩國關系開始出現解凍的時機。1971年10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驅逐臺灣當局的代表。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了聯合公報。公報稱:“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

          蔣介石退守臺灣后,仍任國民黨總裁;并于1953年3月就任臺灣國民黨“政府”總統。在臺灣的26年中,蔣介石仍進行獨裁和高壓統治,并念念不忘反攻大陸。但是,這一愿望最終未能實現。蔣介石在晚年患了慢性前列腺炎,并再次患肺炎,又引發了心臟病,再加上在陽明山的岔路口發生過一次撞車,蔣的座車與某將軍的小車相撞,造成意外車禍。他的身體從此一蹶不振。他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清明節這天晚間十一時五十分去世,享年八十八歲。
          從蔣介石退守臺灣島后所經歷的風波曲折中,不管其出于何種政治動機或黨派意識,他在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兩個中國”和“一中一臺”,確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立場卻是一貫的。

         

         

         
        1949年以后的蔣經國與臺灣

        建立國民黨的"革命史觀" 
           
          1950年對于蔣氏父子而言,前途仍然黯淡無光,然而在混沌中一切又好像是新的開始。大批國民黨黨政軍人員遭解放軍俘虜,成為階下囚,幸存者許多逃亡到香港和美國,因為逃到臺灣可能意味著很快還要再逃一遍,群聚臺灣的國民黨干部大部分是經過考驗的。 

          這一年蔣經國出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將軍中政工制度徹底改造,在軍中恢復國民黨團的活動,由黨員出任輔導長,各級軍官的命令均需得到各級輔導長的簽署始得生效,以嚴格貫徹對軍人的教育、監督以及反情報工作。1951年,蔣經國在臺北近郊成立政工干校,培養具有現代知識學養的高級政工人員,這所學校的畢業生日后不僅進入軍隊擔任政治指導員,同時也被分配到新聞、文化、出版、電影、表演團體等機構,以控制和主導整個社會心靈的塑造。1952年10月,蔣經國以"總政戰部"主任的身份在臺北近郊的北投復興崗宣布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簡稱"救國團"),以取代過去失敗的三青團組織,這個組織以號召各校學生青年參與"革命救國"為目標,深入各個學校。寒暑假期間,"救國團"舉辦各種軍事戰斗的研習營,讓青年懷著革命朝圣的心情深入山間鄉野,告訴青年們要以服務人群為遠大的志向。因此,"救國團"組織的青年服務隊會到偏僻的農村為孩子們提供義務教學,為老人們提供文康娛樂,或寫信慰問前線戰士。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在使青年們由獻身服務人群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培養正直廉潔的性格,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毫無疑問,在引導青年們青春叛逆的本能進入追求社會正義的熱情與實踐中,"救國團"同時也灌輸應對"領袖"毫無條件服從的觀念。這套心理訓練的技巧使得青年們成為"政治領袖"忠貞不貳的捍衛者。仔細分析,這確實是很微妙的心理狀況。青年們同時具有叛逆的熱情以及追求正義的勇氣,他們的沖勁和勇氣是年長的人所不具備的,但因為人生經驗不足,沒有足夠的能力做不同的參照,因此理性冷靜思考的定性較為不足。蔣經國以國民黨的歷史為基礎創造一套國民黨的革命史觀,盡管這套國民黨的革命史觀無法解釋為何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后幾年失去人心,兵敗如山倒,但這并非問題的關鍵,因為任何革命史觀的本質為信仰,只要透過一套方法讓一個人的靈魂從上到下感到著迷和幸福即可。在濃烈的情懷中,沒有人會真正地探索史觀理論中的漏洞;相反地,任何懷疑者將被視為學習不力,或犯了根本的道德錯誤。必須承認,"救國團"組織深深影響了一整代的臺灣青年菁英,他們的確變得比較有修養,行事比較正派,如果說有什么缺點的話,那就是他們思考的創新能力較為不足,二十年后有可能成為頑固不冥的守舊分子。 
           
         
        進行政治迫害 
          
          1950年至1960年的十年間,蔣經國已充分地掌握了政戰、情治和青年組織,加上1950年由陳誠執行的土地改革政策,獲得土地的佃農成了國民黨農村基層組織的骨干,國民黨已有足夠的政治支持和強大的政治機器創造穩定的社會秩序,并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埋頭苦干,休養生息。另外,同一時期,大批的中共地下黨人遭到逮捕處決,左翼青年被送到綠島再教育,社會上充滿著政治肅殺的氣氛,政治犯妻離子散的悲劇幾乎每天都在上演。他們被蔣經國無情地迫害,更痛苦的是在群眾中孤立無援,無法像當年在大陸那樣,雖然遭到迫害卻成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因為他們在臺灣發展所賴以的社會土壤和空間,實際上已被蔣經國填滿。因此,盡管他們受到壓迫,但來自社會底層的同情和聲援卻少得可憐。可以說,在臺灣島內的這一部分的斗爭上,蔣經國占盡了上風。 
            
        蔣經國的家庭生活 

           
          在美國人眼中,蔣經國是一個神秘的特務頭子,冷酷無情,他的蘇聯背景讓美國國務院始終無法真正的放心。不過在戰略上,蔣經國畢竟是美國的盟友,美國人寧愿多看他好的一面,希望向他推銷美式的民主自由以便最終"感化"他。《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周刊特派員馬汀認識蔣經國,他形容蔣經國手握大權,被一些政治人物和軍事將領仇視,卻竟然敢輕車簡從,不帶任何保鏢四處走動,跟一般人一樣出入餐廳。馬汀稱許蔣經國"沒有國民黨大官身上常見的諂媚逢迎,具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藐視我們所稱的民主權利,可又展現出在此間罕見的忠勤任事;有一股發自內心的精神力量,驅策他每天上午六點半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而由于他只是純樸的人,也能夠輕松、享受一下"。跟蔣經國接觸過的美國新聞界人士幾乎都有類似的描述,他們很驚訝蔣經國位于臺北市長安東路居家的簡樸,這位臺灣第二號最具權勢的人物的住宅毫無大官的氣派,遠不比何應欽、白崇禧、張群等人的官邸。蔣經國通常穿著中國長衫,親自端菜招待客人,他的孩子們滿屋亂跑。有時候,蔣經國還帶著家人到電影院趕場,而且跟一般人一樣排隊買票。這也是蔣經國家庭生活最快樂的一段時期,這時蔣氏夫婦已有四個孩子,大兒子孝文、大女兒孝章、二兒子孝武、小兒子孝勇。家里經常會來客人,有時候是中國友人、美國訪客,有時候是隨同國民黨來臺灣的少數白俄友人。大家相聚一堂,做蛋糕、過圣誕、辦舞會,談些蘇聯舊事,留下許多照片。 

          這就是國民黨新型獨裁者的形象,跟美國人以前所習慣看見的右派法西斯的樣子完全不一樣,后者坐大車、住大房子、排場十足,身旁跟著全副武裝的保鏢,仿佛隨時可能遭到暗算。蔣經國完全是相反的狀況。

        對付自由派人士 

           
          至于對美國,蔣經國在蘇聯度過青春歲月時,早就對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了一套批判的世界觀,他在對"救國團"學生做內部演說時,常常同時批判"紅色帝國"(蘇聯)和"白色帝國"(美國)。同時由于勞動階級的世界觀,他對美式民主以及自由派和知識分子也抱著某種定見,認為后者虛偽、軟弱而且帶著濃厚的投機色彩。事實上,經過幾年的作為,蔣經國已無任何左翼的挑戰者,足以構成政治障礙的只剩下有美國政府暗中撐腰的高層黨政軍人士。長期以來,國民黨內一直有一批受過西方教育、崇尚民主政治的自由派學人,他們一直相信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導因于缺乏民主,因此國民黨在臺灣重整江山首先在于民主建設。蔣經國顯然對這種看法不屑一顧,他認為就是因為這些自由派人士成天吵鬧,使得國民黨不知吃了多少虧,因此也沒有把自由派知識分子放在眼中。在十年間,他陸續整倒了有美國背景的吳國楨和孫立人,關閉了鼓吹建立現代民主憲政的《自由中國》雜志,逮捕了展開實際組黨行動的雷震等人。蔣經國所運用的斗爭手法十分簡單;先逮捕對方的一個部下,進行拷問,找到一堆的"證據",已"證實"此人為中共潛伏在臺灣的間諜,然后再扯出一大串人,最后再以"包庇特務"的罪名將對方拘捕。幾乎所有研究臺灣史的學者都一致認為,蔣經國是1950年臺灣白色恐怖時代的最主要執行人,所有重要的政治案都有他的影子,他應為那個時代許許多多菁英人士家破人亡的悲劇負最大的責任。

        被認為是"對臺灣貢獻最大的人" 

           
          最近十年在臺灣任何一個有關"誰對臺灣貢獻最大"的民意調查里,蔣經國始終穩居首位。1960年代,臺灣經濟穩定累積成長,在有力的政治與社會條件中,技術官僚得以發揮最大的才干,加上國際資本和技術幾次轉移,臺灣成為有效率的接納者。到了1960年代末期,赤貧人口大幅降低,許多臺灣大學生畢業后就往美國跑,人民的生活已達小康的水平,唱歌、跳舞、打保齡球的娛樂活動如雨后春筍。如果說美國人努力影響蔣經國的看法,他們顯然沒有白費功夫,蔣經國幾次訪問美國,眼見美國生產力的強大,印象十分深刻。美國式的管理不是從上而下的教育和指令,而是法治文化中的契約精神,在這種遵守公共約定的自覺中,人人追求創新,力爭上游。這種現象對于一向習慣于蘇聯式思辨的蔣經國而言,確實耳目一新。此外,最具說服力的仍然是發展的事實本身,在美國受教育的知識菁英開始發揮影響力,他們根據所學結合臺灣的情形所制定的發展方案,確實行之有效,使得人民生活大幅改善,社會財富累積迅速。這樣的成果使得任何人都不得不重視美式管理背后的思維邏輯,一開始是經濟的,接著便是政治的。 

        管理整個政府 

           
          1969年,60歲的蔣經國接任"行政院"副院長,開始接手管理整個政府。在這之前,他已擁有完整的黨政軍資歷,當過"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國軍退休人員輔導會"主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國防部"副部長,蔣經國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時,臺灣"外交"剛好進入最困難的時期。國際局勢出現重大變化,一方面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力量加強,另一方面中國與蘇聯的關系惡化,使得中美戰略聯盟的空間擴大。1972年蔣經國接任臺灣"行政院長"那一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雙方簽署《上海公報》,接著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中日關系正常化,臺灣"外交"上受到嚴重的打擊,面臨了空前的考驗。這年蔣介石身心交瘁,昏迷不醒,由蔣經國獨撐大局,1973年,在臺灣社會處于強烈的外交挫折感之際,他宣布提出一項大規模的經濟發展計劃"十大建設",預計在五年之內迅速完成"南北高速公司"、"中正國際機場"、"鐵路電氣化"、"北回鐵路工程"、"蘇澳港工程"、"臺中港工程"、"大鋼鐵廠"、"大造船廠"等能源、交通和重工業制造等基礎建設,以快速地將臺灣推入高度開發的社會。事實上,由1950年到1970年大約二十年間,臺灣已完成由農業生產到輕工業生產的初期累積,1971年臺灣對外貿易首次出現順差,這或者也是現代史的首次,接下來勢必要進入重工業的發展階段;雖然如此,蔣經國的"十大建設"因規模過大,向外貸款過巨,仍遭到經濟專家的質疑,認為這項計劃將拖垮財政,不過他卻以"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后悔"力排眾議。事實上,他的考慮是多方面的。簡易地說,當外在局勢難為時,蔣經國將資源大量投入內部的建設上,使得人民建立信心并從中確認自我的價值。 

          毫無疑問,無論就物質和精神兩方面,那是臺灣歷史上的黃金歲月,走過那一段路的臺灣百姓都記得,自己如何買下第一間漂亮的公寓房子,創辦第一間公司,接到第一張海外訂單,走上第一趟海外之旅等等。 

        全面起飛 

           
          1980年代是臺灣全面起飛的年代,無論是經濟、科技、藝術、出版、電影、流行音樂都表現出高度的創造力。人民求知若渴,知識性的雜志、書籍和在職進修皆風行一時,而且受到廣泛的討論。過去"藏富于民"的做法逐漸形成了"藏智于民"的結果。如此噪動的社會反映在政治上一樣是生動有力。1977年,因桃園縣長選舉發生了"中壢事件"、1979年非國民黨人士在高雄游行引發了"美麗島事件",接著反政府的活動越來越多,不受政府管制的雜志如雨后春筍,內容許多是批評政府或揭露蔣家的秘聞。盡管有些是明顯的胡謅,但在政府公開的打壓下,大家反而激起一睹為快的欲望。許多文化商人便利用這種被封館關門的邊緣發了大財。對于異見人士的活躍現狀,大多數的國民黨人士一開始馬上聯想當年在大陸的情形,并主張用強硬的手段對付。起初蔣經國也嚴厲地鎮壓,并且慣性地認定人民會站在他這一邊,然而這一次人民并不必然會站在他這一邊。人民已不像過去那樣因為生活的改善就對政府感恩戴德,他們變得更富裕的同時,也變得更聰明、理智。這批新興的中產階級在政府與異見人士之間常常扮演著中立的角色,其是非的評判標準仍然是根據他們本身的利益。社會變得更多元,涌現了許多類似消費者、環保、婦女、傷殘者等等中間組織,社會管理的專業分工也比過去細膩,因此過去那一套由政工人員傳達指示以統一行動的方式也成了社會進步的阻礙。過去滿懷理想、朝氣蓬勃的政工人員現在已是中年人了,他們不像過去那樣受到尊重,他們的指示不再被理所當然地接受。事實上,在更多人的眼中,政工人員看來像是無一技之長,只會官場逢迎而且一旦丟了工作就沒地方去的可憐人。他們退出歷史舞臺的時機已日見成熟了。大抵上,中產階級要求更開放、更專業的政治和社會管理規范,因此他們會支持異見人士的沖撞,不過同樣的,如果異見人士丟石頭,燒車子,他們也會強烈譴責,并立刻站在政府這一邊,因為社會動蕩同樣威脅他們的利益。因此,中產階級要求在維持穩定的社會秩序的基礎上,開放政治民主,這種特性會促成政府持續開放政策,同時也迫使異見人士在體制內進行和平改革,并接受他們所參與制定的法律的所有規定。 

          此時蔣經國顯然明白了,過去在大陸,人民上街反對國民黨,是因為他們餓肚子,要求有飯吃,而且他們會跟任何提供糧食的政黨走,而且為了不餓死,他們無從選擇是和平或暴力的手段;今天在臺灣,人民上街反對國民黨是因為他們夠溫飽了,也夠聰明了,他們所掌握的財富與知識的資源越來越與政府等量齊觀,因此他們要求自己決定自己的事,政黨不再是他們的主人,而不過是他們利益的代理人,因此上街是為了確立所有人都有選擇利益代理人的權利,所有政黨代表社會群體利益的競爭必須是和平和公平的。簡易地說,人民餓肚子上街游行與人民溫飽后上街游行,其性質是截然不同的。蔣經國晚年的時候,糖尿病一直纏著他,令他痛苦不堪,也可能影響他的心智判斷。不過歷史證明,他絕沒病昏頭。1987年,在他過世的前幾個月,終于決定順勢開放報禁與黨禁,允許充分的言論自由和政黨政治,他開啟了現代憲政的大門。 

          在中國大陸,不少人對1949年后的臺灣存在一個刻板的印象,覺得那不過是小朝廷的后段戲,或者是一個被趕到海島的獨裁腐敗政權的茍延殘喘的故事罷了!然而"茍延殘喘"四個字絕無法解釋臺灣日后在經濟、科技、流行文化上的一些表現,這中間必然存在某種被長期塑造過的意志。而蔣經國正是臺灣半世紀歷史中最關鍵的人物。 

         

                                       

                                       

        李登輝與國民黨

         2001年9月21日,恰逢臺灣“九二一”大地震兩周年,中國國民黨內發生了一件地動山搖的大事——撤銷李登輝黨籍。這是國民黨成立107年來首次對前主席給予黨紀處分,意味著國民黨與曾任該黨主席長達12年的李登輝徹底決裂,同時也把李登輝與國民黨之間30年的關系一筆勾銷。

            “再見!李前主席。”國民黨已經真正進入了“后李登輝時代”甚至“無李登輝時代”,但是,國民黨與李登輝之間的恩怨情仇真能就此了結嗎?

          三十年畸形“婚姻”

            李登輝是否真心“愛”過國民黨,誰也說不清。國民黨曾經全心全意地“愛”過李登輝,并將其推上黨內和島內的最高權位,卻是不爭的事實。
           
            李登輝從美國康奈爾大學獲得農經博士學位回到臺灣后,成為一名農業專家和大學教授,經友人推薦,被當時正積極延攬“臺籍精英”的國民黨吸收入黨。1971年8月,李登輝加入國民黨,黨證編號“組征183474”,組織關系在“臺北市直屬第六小組”。
           
            李登輝出于什么動機加入國民黨,只有他自己最清楚。30年后,李登輝在接受采訪時稱當時是被迫入黨,他一想“最危險的地方最安全”,所以就入了黨。如此說來,抱著投機思想入黨的李登輝當初就不曾認同國民黨的路線和理想,今日與國民黨恩斷情絕也就其來有自。

           
           
        李登輝加入國民黨后,地位迅速躥升。第二年他即出任臺灣“行政院政務委員”,1978年起任臺北市長,1981年起任“臺灣省政府主席”,1984年被蔣經國選中當“副總統”;在黨內,1976年11月起任中央委員,1979年12月起任中常委。蔣經國病逝后,李登輝于1988年接任“總統”、國民黨主席,一舉躍上了國民黨當局黨政最高職位,為期長達12年。

        曾經被視為“一介書生”的李登輝,很快就讓輕視他的黨內大老們懊悔不已。他以老謀深算、黨同伐異的政客手腕,“拉一派打一派”,將黨內異已逐個擊破。在權力基礎逐漸鞏固后,他提出“國民黨是外來政權”,開始推行其“本土化”路線,將不贊成其路線的“非主流派”清除出黨,直至1999年把曾經是他得力助手、“情同父子”的宋楚瑜開除出黨。
           
            李登輝“外遇”不斷,向來被認為是民進黨和“臺獨”勢力的“奶爸”。在他扶持下,民進黨勢力日益壯大,其黨內長期存在暖昧不清的“李登輝情結”,每逢選舉必有人打“李登輝牌”。在2000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李登輝“棄連保扁”的傳言繪影繪聲。當年3月18日,國民黨慘敗,拱手讓出長達半世紀的“執政權”,對于民進黨和陳水扁的獲勝,李登輝竟然聲稱很高興實現了“政權和平轉移”!

          李登輝此番話也許是為了表現自己對所謂“民主制度”的尊重,但國民黨黨員們聽了卻是那么刺耳。憤怒的群眾把國民黨中央黨部團團圍住,強烈要求李登輝辭職。3月24日,李登輝不得不宣布提前辭去國民黨主席一職,由連戰代理。曾經在國民黨內呼風喚雨12年的李登輝,黯然離開了氣派堂皇的國民黨中央黨部。

           

          李登輝由愛轉恨

           從李登輝離開中央黨部的那一刻起,李登輝的心也同時離開了失勢的國民黨。在連戰主持黨務后,李登輝對國民黨的態度變得很冷漠。

          黨員重新登記是連戰上任后的“第一把火”,李登輝會否參加登記,繼續保留黨籍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眼看沒有主動登記的意思,國民黨只好派負責干部親自上門“服務”,李登輝才一次性繳納了1萬元的黨費,成為終身黨員。
           
            國民黨改造的第二件大事是黨主席直接選舉。2000年6月,國民黨舉行“十五全(第十五次全體代表大會)臨時會”,首次舉行黨主席直接選舉。投票當天,李登輝選擇與友人去打高爾夫球而不去參加投票。
           

           
        在連戰的主導下,國民黨開始逐漸拋棄“李登輝路線”,李連之間、李登輝與國民黨之間漸行漸遠。這種貌合神離的狀況,就像瀕臨失敗的婚姻。隨著李登輝對民進黨“愛意日濃”,他對國民黨也越來越無情。在民進黨上臺“執政”一周年之際,眼看臺灣當局處境艱難,國民黨與親民黨、新黨組成的“泛藍軍”對當局形成有力牽制,李登輝再也坐不住了,他要揮劍斬斷與國民黨的情絲,甚而直捅國民黨的心窩。
           
            李登輝首先與連戰撕破臉。他在《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虎口的總統》兩本由別人捉刀的“傳記”中,大曝連戰在敗選后對他“逼宮”,要求他提前辭職的所謂“辭辛”。再向“臺獨”勢力靠攏,企圖充當所謂的“臺灣之父”,他參加了“臺獨”團體“北社”的成立儀式,并公開攻擊國民黨。第三,又打出所謂“本土化”旗號招兵買馬,為自己尋找新的政治舞臺。在李登輝的授意下,他的親信黃主文糾集了一些“本土”色彩濃厚的人物和未被國民黨、民進黨等政黨提名參加12月1日“立委”、縣市長選舉的失意政客,在8月成立了新政黨“臺灣團結聯盟”。
           
            “臺聯”成為李登輝的新愛。進入9月,李登輝的“地下情”公開化了。9月1日、2日,80高齡的李登輝到臺灣南部,馬不停蹄地為“臺聯”的“立委提名人”站臺助選。李登輝在站臺時稱,只有“臺聯”才能代表李登輝,才是唯一能穩定臺灣政局的力量。李登輝并高舉“臺聯”參選人的手,聲稱支持這名候選人就是支持他本人。

           
           
        李登輝的“外遇”越來越肆無忌憚。9月16日,他到臺中再次參加“臺聯”的造勢活動,繼續“炮轟”國民黨。對于國民黨致信呼吁他停止傷害國民黨的言行,李登輝說,“前天國民黨送了一封信給我,寫了一大堆,真的不想回應”,又針對黨紀處分說,“要殺頭,隨便你”。
           
            不僅如此,“臺聯”還拋出一份沒有署名,但聲稱是李登輝在9月15日親手寫的給國民黨的“絕交信”。李登輝在信中指稱:“國民黨在連戰一派領導下,其路線偏離‘反共’、‘民主’、‘保臺’……已逐漸走上‘聯共反臺’的道路。”臺灣輿論分析,李登輝將“反臺”的帽子扣到國民黨頭上,實欲置國民黨于死地,李登輝對國民黨已經“恨之入骨”了。

           
          國民黨忍無可忍

          李登輝“親者痛,仇者快”的言行,在國民黨內引起軒然大波,紛紛要求處分甚至開除李登輝,但國民黨中央一開始采取了隱忍、低調的態度。一般認為,連戰和國民黨中央是擔心處分李登輝將可能沖擊到國民黨。因為李登輝在國民黨和臺灣當局的最高權位上呆了12年,在中、南部和國民黨內都有一定的支持者,貿然處分李登輝將可能使黨內的“李系”人馬出走,造成黨的再次分裂。而李登輝“受害者”的形象也可能博得一些選民的同情,從而影響國民黨年底的選情。
           
            因此,對于李登輝的一再進逼,國民黨一忍再忍。8月14日,國民黨考核紀委委員會針對李登輝參加“臺聯”成立大會,達成了“暫不處理為宜”的共識,考紀會主任委員陳庚金說:“就是希望爭取時間來挽留李前主席。”
           
            但隨著李登輝對國民黨越來越決絕,國民黨已經沒有了回旋余地,不得不面對處理李登輝的問題。9月3日,國民黨考紀會舉行內部工作會議,尋求處分李登輝的共識。陳庚金呼吁李登輝效法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施明德主動退黨,和國民黨“好聚好散”。
           
            隨后,國民黨決定由全部5名副主席聯袂到李登輝家拜訪,但未獲李登輝回應。9月14日,國民黨以中央委員會名義致信李登輝,并由專人送達。全信注重“感情訴求”,但柔中帶剛。信中引用了李登輝在1999年國民黨黨慶大會上的話——“黨是我們的母親,你我是親愛的兄弟”,要求李登輝“對母親要‘知恩圖報、不可遺棄’,對兄弟要‘相互扶持、不可嫌棄’”,明確指出李登輝“為他黨參選人助講,公開攻訐本黨之做法,實已明顯違反本黨黨章之規定,更引起海內外廣大基層同志之憤懣,紛紛要求本黨迅速依黨章處理。因此,本黨勢需適當處理,別無選擇”。信的結尾部分要求李登輝,“自可聲明退出本黨”,“停止傷害本黨團結之言行”。
           
            對于國民黨的“勸退”,李登輝在兩天后回應說“要殺頭,隨便你”。在這種情況下,自感仁至義盡的國民黨認為“長痛不如短痛”,必須盡快了結李登輝的違紀案。9月21日下午,國民黨考紀會舉行會議,18名委員有4名請假,與李登輝關系匪淺的黃大洲簽到后又離去,13名委員經過1個多小時的討論,確認李登輝已經嚴重違反了黨章第43條第一項第一款“違反本黨……之決議”;第二款“損害黨的聲譽”及第四款“惡意攻訐本黨,致損害黨之利益”等規定,決議撤銷其中國國民黨黨籍。
           

           
        為了體現所謂“對李前主席的尊重”,考紀委員會在4項黨紀處分中選擇第三重的“撤銷黨籍”,而非最嚴厲的“開除黨籍”。考紀會的決定將在送交9月26日的國民黨中常會備查后,通知李登輝目前所屬的桃園縣黨部,完成李登輝違紀案的全部程度。
           

          “一開鍘”恩斷情絕

         國民黨黨紀處分決定一出,一些國民黨支持群眾在中央黨部外放起鞭炮。國民黨發言人王志剛聞后眉頭緊蹙,說這是國民黨最沉痛的一刻,對有人放鞭炮感到遺憾。從王志剛的說法,可以看出國民黨與李登輝道別時的復雜心態。考紀會在宣布撤銷李登輝黨籍時,強調是“最沉痛的決定”,刻意擺出“壯士斷腕”的哀兵姿態,企圖博取社會輿論的同情和黨內親李人士的諒解,盡量減少“鍘李”對國民黨的沖擊。
           
            國民黨的黨紀處分出爐后,“臺聯”立即召開記者會,抨擊國民黨“糟蹋自己”,為李登輝大鳴不平,聲稱李登輝“未來不可能重返國民黨”(撤銷、開除黨籍分別可在一兩年后申請復籍),也不會加入“臺聯”,而是“站在臺灣的制高點”。李登輝本人則閉門不出,沒有作出任何回應。
           
            除“臺聯”外,目前島內各方對國民黨撤銷李登輝黨籍反應平靜,但這也許是風暴來臨前的寧靜。李登輝是睚眥必報的人,他與國民黨之間的關系可能更趨緊張、惡化。面對李登輝可能的反撲,和李登輝對黨內“本土”勢力的一再招手,以及即將到來的選戰考驗,國民黨惟有不斷強調全黨團結。正如考紀會聲明所言:“我們深信本黨唯有靠所有同志的團結一致,才能創造一個嶄新的未來。”

         

         

                                       

        連戰與國民黨

          連戰1936年8月出生于西安,但是祖籍臺南。祖父連橫是晚著名學者,最著名的著作為《臺灣通史》。父親連震東國民黨公務員,1931年日本歸國后就進入國民政府工作,1932年隨國民黨的大老張繼赴西安建立抗日華北基地。1946年代表國民政府前往臺灣接受日本投降,后曾任內政部長、國民黨中常委國策顧問等職。而連戰的母親趙蘭坤出生沈陽名門,燕京大學畢業。

          連戰出生時的家境不錯,雖然他本人曾說,祖父連橫的家業曾在日本占領期間,因其反日的立場而全數沒收。在連戰出生前兩個月,祖父連橫在上海病逝,死前給未出生的孩子取名「連戰」,「因為它除了寓有自強不息的意義之外,還有克敵致勝、光復故國、重整家園的希望」。1946年,連戰隨母赴臺。

          連戰初中讀成功高中初中部、高中就讀師大附中,十分活躍,是一名體育健將,作為國民黨高官的公子,經常出入舞會、參加郊游、打高爾夫球等,大學時期,先進入陸軍官校,半年后轉學入臺灣大學政治系。當時連戰與中央研究院院長錢思亮的兒子錢復臺灣農業復興委員會主任委員沈宗瀚之子沈君山和行政院院長陳誠之子陳履安并稱為「四公子」,也是國民黨重點栽培的對象,而連戰由于有本省血統,更是受到特別關注。

          連戰于1957年取得臺大政治系學士學位,赴繼續深造。1961年取得芝加哥大學國際公法與外交碩士,4年后又獲得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同年與「中國小姐方瑀結婚。在美國連戰任教于威斯康辛大學康乃迪克大學達三年多。1968年,時任臺灣大學校長的錢思亮邀請連戰回國任臺大政治系客座教授,一年后聘為臺大政治系主任、臺大政治研究所所長,直到1974年

          連戰最早與政界人士的接觸是在1969年。當時政府在政大國際關系研究中心成立了兩個分別研究外交經濟的高級研究小組,由當時的行政院院長蔣經國直接負責。連戰受聘擔任了外交小組的成員,很快就得到蔣經國親睞,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1969年9月出任第24屆聯合國大會中華民國代表團顧問,1970年還當選為十大杰出青年,備受國民黨高層重用。

          1975年,時年39歲的連戰被任命為駐薩爾瓦多大使,從此踏上仕途。一年后被調回臺灣,出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青年工作會主任。1978年7月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從此,連戰的官運亨通,一路被擢升:1981年任交通部長、1984年成為國民黨中常委,1987年行政院副院長、1988年外交部長、1990年臺灣省主席、1993年2月行政院院長。1993年8月獲得李登輝提名為國民黨副主席,1996年與李登輝搭檔參加1996年臺灣總統大選,當選為臺灣首位民選副總統。

          連戰一直被認為是政壇的一名「福將」,不但出生豪門,而且官運順暢,很多人說他雖然政績平平,但是運氣卻很好,在交通部長任內很少出重大車禍,當外交部長時也沒有一個國家與臺灣斷交。連戰雖然年輕時十分活躍、出風頭,年長后卻非常嚴謹,低調內斂,給人一種沒有野心、不求官位的感覺。

          但是公眾對連戰的印象一直不佳,主要是因為他不親民,被人指責是高高在上,「不知民間疾苦」。而且連戰不善言辭,講話笨拙,也不善于煽動民眾情緒,很多人更因此置疑他的執政能力,甚至有人暗指他是扶不起的阿斗。

          這樣的印象在 2004 年總統大選中有所改觀,連戰在此時展現其親和力,上電視節目讓人看到其幽默風趣的一面,社會大眾對連戰的印象多有改觀,不再認為其高高在上,故對手陳水扁陣營對其身為公務員卻極富有的批評未如預期般造成大幅影響。而在2005年4月以中國國民黨主席的身分,訪問中國大陸,也成為中華民國首位在中國第一學府-北京大學發表演說。

          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李登輝等國民黨人士力挺連戰參選總統,而宋楚瑜做其副手。這個決定遭到宋楚瑜的強烈反對,雙方在爭執不下后,最終以宋楚瑜脫黨獨立參選告終。在選舉中,李登輝雖然始終公開表示支持連戰,但是很多人認為他其實暗助民進黨的參選人陳水扁。這場選舉中由于連宋的分裂導致選票分散,大多數選民放棄連戰,轉而支持更有親和力、支持率也更高的宋楚瑜,但還是有許多國民黨的忠貞黨員投給了連戰。這樣分裂的后果是,連宋兩人雙雙落選,而陳水扁當選總統。

          選舉的失敗令國民黨支持者相當憤怒,國民黨支持者相信是李登輝導致連戰和宋楚瑜的落敗,他們包圍了國民黨中央黨部,要求李登輝出來為失敗負責。最終的結果是,連戰要求李登輝退下國民黨主席職位,后來連戰自己出任國民黨主席。連戰面對的是一個敗選的國民黨,同時有許多黨員退黨加入新成立的親民黨。李連的決裂最終上演,國民黨決定開除李登輝。連戰也表示,國民黨愿意協助毫無執政經驗的民進黨,但是因核四的爭議連戰與陳水扁也不歡而散:連戰會見陳水扁,以試圖說服他繼續建造第四核電廠,并得到對方支持,不料在會面結束半小時后,扁政府就宣布停建核四,似乎是有意給連戰難堪。

          但是這一事件也給連宋再合提供了契機。核四的事件正好為兩人重新合作提供了契機,雙方借著批評陳水扁言而無信又走到了一起。

          許多人都曾置疑連戰的能力,能否全權掌控國民黨這家百年老店,他接任后,展現了許多的作為,他首先宣布舉行國民黨黨員重登記,作為掃除李登輝人馬的第一步;之后又對國民黨進行重組,蕭萬長等被認為是親李的人馬不被重用,使得李登輝無法遙控指揮。

          但是國民黨在2001年立法委員選舉中再度遭到挫敗,原本擁有立法院過半數席位的國民黨只獲得了60多席,把國會第一大黨讓給了民進黨。但是在地方縣市首長選舉方面,國民黨還是保持了自己的實力。地方縣市首長選舉也是泛藍的首次合作。

          2002年臺北高雄兩市市長和市議會選舉中,國民黨勢力回升。國民黨不但輕松地保住了臺北市的執政權,而且險些將聲望很高的民進黨籍高雄市長謝長廷拉下馬。在市議會選舉方面,國民黨表現出色,反倒是親民黨遭受重創。

          2003年2月,國民黨、親民黨在經過協商后,決定共同推出一組候選人連戰、宋楚瑜角逐2004年總統大選,而且宋楚瑜選擇成為其副總統候選人,兩人的合并雖未有2000年的一加一等于二的結果但在民調也一直領先陳呂搭檔。

          這次選舉中連宋兩人還是以經濟和兩岸的議題來批評陳水扁政府;而陳水扁則除了繼續攻擊國民黨黨產處置不當的問題,包括重起2000年宋楚瑜興票案的調查外,則繼續強化臺灣民眾的本土意識,突顯民進黨的草根性等。民進黨在拋出公投法被泛藍阻撓后,依然決定舉行具有極大爭議性的防衛性公投。連宋陣營一直無法掌握這一議題的主動權,也不愿冒著喪失南部選票的風險與綠營就公投議題進行公開辯論,最終只是由支持泛藍的民間人士出面參與辯論。而在是否參與公投的議題上,泛藍內部也有分歧,連宋兩人最終都未參與公投,但是泛藍一些本土派人物則都投票。

          在選前一個月左右,選舉進入白熱化。2004年2月28日,民進黨與臺聯共同舉辦「二二八手牽手」活動,發動數百萬民眾組成環島的人墻,在紀念二二八事件的同時也為陳呂選舉造勢,使得連戰選情一度吃緊。而泛藍也不甘示弱地在3月13日發動300萬人的反扁游行,再度拉抬了泛藍士氣。

          選舉過程中,雙方實力不相上下。在選前兩個禮拜,根據各個不同媒體、智庫、和政治團體所發布的民調,「臺灣智庫」所公布的數字是陳呂40.4%、連宋39.5%(3月8日);「民進黨」的數據是陳呂37.6%、連宋36.1%(3月7日);「國民黨」的數據是陳呂29.8%、連宋34.8%(3月5日);「世新大學」的數據是陳呂27.3%、連宋27.1%(3月2日)。選舉前一天,319槍擊案發生,對選情產生相當的影響,據藍營內部的一些人士稱,槍擊事件發生后連宋兩人的優勢瞬間瓦解,特別是在南部地區全面崩盤。連戰在當天并未對槍擊事件做出過多評論,還曾試圖探望陳水扁但遭拒。當時藍營做出了不推遲選舉的決定,希望能夠盡快減少槍擊事件的影響;而藍營本身也未對槍擊案做過多質疑,只是由非國民黨人士的陳文茜在國民黨總部召開了一個記者會高調質疑槍擊案的真實性,以鞏固深藍選票。

          3月20日開票結果陳呂以不到3萬票的微弱優勢連任正副總統。連戰在選舉結果公布后對聚集在國民黨總部外、原本準備歡慶勝利的民眾發表了演說,稱選舉「疑云重重」、「不公正」,并正式宣布將提起選舉無效之訴。當晚大批泛藍支持者聚集在總統府外的廣場上,徹夜未散,連戰本人也在宋楚瑜和泛藍立委的簇擁下在廣場上靜坐表達抗議。這起的抗爭活動在3月27日達到高潮,近50萬人在總統府前廣場集結,連戰等再度表達要求重新驗票及選舉的訴求。

          然而群眾抗爭的結束卻也是泛藍抗爭的結束;國親除了通過司法程序追究選舉結果外,并無其他大動作,由泛藍主導的立法院也并未對總統提出不信任案或要求倒閣。一些人士批評連戰沒有魄力,不敢進一步對陳水扁施加壓力。不過泛藍卻也沒有許多人在選前所預測的那樣,選舉失利后就立即分崩離析:以王金平為主導的國民黨本土派人士都宣稱絕不會離開國民黨。

          2004年11月臺灣高等法院作出裁決,泛藍的兩個訴訟全部敗訴;而這時黨內外要求連戰交棒的呼聲也時有耳聞。不過連戰并未加以理會,全力協助國民黨參與12月的立法院選舉,國民黨的席次最終得到大幅度增長,而泛藍也并未如事前多數觀察家所預言的那樣喪失立法院的多數。選后的國民黨又以改善兩岸關系為其任,派出多個高層代表團訪問大陸,推動兩岸春節包機、農業交流等計劃。

          2005年是國民黨主席的改選年,2月,被認為是國民黨內最有勢力參選2008總統大位臺北市長馬英九首先表態將角逐國民黨黨主席,但當時連戰還未正式表態是否會尋求連任。國民黨內眾多大老也都表態認為連戰應該繼續連任,黨主席的另一熱門人選王金平也做出「挺連」的姿態,表示會首先擁護連戰續任。不過連戰之后就表示無意繼續擔任國民黨主席。

          3月間,國民黨也宣布將借孫中山逝世80周年之機,不排除在適當時機由連戰率代表團訪問中國大陸,晉謁中山陵及參觀廣州黃花崗72烈士紀念碑。最終在3月28日4月1日,由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率團訪問大陸,拜謁廣州黃花崗72烈士陵園,南京中山陵以及北京孫中山衣冠冢,展開「破冰之旅」「經貿之旅」。訪問期間,大陸政協主席賈慶林代表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向連戰發出訪問大陸的正式邀請。4月1日,連戰在東京欣然表示接受邀請,將在近期率團訪問大陸。連戰是自1949年以來,首位重回大陸的國民黨主席。之后經由國民黨秘書長林豐正4月17日 與大陸方面協商后,定連戰于4月26日5月3日到大陸展開「和平之旅」。

          4月26日中國國民黨黨主席連戰于上午10時55分搭乘港龍KA487由臺灣桃園中正國際機場起飛,下午1時30分抵達香港,轉乘東航專機,下午4時30分抵達南京祿口國際機場,展開為期八天的「和平之旅」。隨后與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等會談,其間連贈李以琉璃工藝品「開泰」,李也回以南京特產云錦「金絲團龍」。晚上連戰下榻于南京市中心新街口金陵飯店

          4月27日:上午8時50分,連戰等一行人拜謁中山陵。入得祭堂,送上花圈并三鞠躬后,題詞「中山美陵」,并在博愛牌坊前發表記者會,演講國父孫中山的功績等。之后游明孝陵,之后前往位于原國民政府總統府中國近現代歷史遺址博物館仔細參觀,并題字「和平奮斗救中國」。之后去南京靜海寺旁邊剛復建完成的天妃宮媽祖并撞鐘,題字「慈航普濟」。晚上則去南京城南的夫子廟品嘗秦淮小吃,并夜游秦淮河,一飽金陵美景。

          4月28日:上午搭機自南京到北京,11時07分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下榻于北京飯店,中午,北京書記宴請.下午與中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會晤,先游故宮,次去全聚德烤鴨店,最后去老舍茶館品茗和看京劇

          4月29日:上午9時50分,連戰在北京大學辦公樓禮堂發表演說,并回答同學提問。演講持續了約50分鐘,內有提「為民族立生命,為萬世開太平」,并簡化為「堅持和平,走向雙贏」。演說過程中多次爆發師生的熱烈掌聲和笑聲。會后,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閔維芳(北大黨委書記)代表北大向連戰贈送禮物,包括連戰母親趙蘭坤女士在燕京大學就讀時的學籍檔案、照片的復制品和有「未名湖」圖案的雕漆瓶。連戰向北大回贈了牡丹鳳雕刻工藝品和其祖父連橫所著的《臺灣通史》及連戰所著的《改變,才有希望》。之后,連戰偕同夫人方瑀女士和大陸訪問團成員在校方陪同下參觀了北京大學。 下午15時左右,連戰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錦濤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晤。這是國共兩黨的最高領導人自1945年后的第一次會晤。連戰成為1949年后第一位踏上中國大陸國民黨最高領導人。會談自15時30分進行至17時10分,并在會后發表「會談公報」,內有「五點共識」。隨后在17時30分左右,于北京飯店舉行記者招待會。會上由國民黨文傳會主任張榮恭宣讀了五點共識。之后,連戰作出講話并接受媒體記者采訪。最后應胡錦濤之邀,到中南海瀛臺參加晚宴.

          4月30日上午乘機抵達其出生地西安。隨后重返小學母校——原「北新街小學」的后宰門小學,捐了20萬人民幣的紅包,及《臺灣通史》,《改變,才有希望》等書;并去秦始皇陵旁的兵馬俑參觀,獲得兩樣禮物:一掊秦土(系兵馬俑遺址處取得)和漢代「長生無極」瓦當。

          5月1日上午到清涼寺旁其祖母「沈太夫人之墓」(名璈,字少云)祭祖,場面悲愴,后連捐了1萬人民幣加2000美元給清涼寺住持;下午搭機赴上海,下榻于浦東香格里拉大酒店,晚上在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的陪同下游覽黃浦江和觀賞外灘的建筑群,并題字「滾滾黃浦南流水﹐浪花造出英雄。」

          5月2日上午在東方明珠召開記者招待會并發表演說。近午在錦江飯店會見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并代辜振甫遺孀辜嚴倬云轉交一封信及辜早年作的一幅畫,頗有意涵。下午先在浦東濱江大酒店會見臺商并發表演說,詳細闡述國民黨對兩岸共同市場等的主張;晚些時候參觀上海博物館觀看青銅器系列和其他新展文物,并去上海城市規劃館參觀。晚上則應上海市市長韓正之邀,去浦東新區政府對面的上海科技館參加晚宴;稍后去盧灣區太倉路的新天地參觀。

          5月3日上午現在酒店內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大陸中央電視臺記者等的采訪;后離開酒店,于11時20分搭磁懸浮列車到浦東國際機場,下午1時搭機,晚上7時30分返回臺灣中正國際機場,發表簡短演說,結束為期八日的「和平之旅」。

          途中還贈送《臺灣通史》,《改變,才有希望》兩本書及國民黨方面編的《連戰 2005大陸行》筆記書給相當人士和機構,用意很深。雖定位為「和平之旅」,然外界咸認其為「第三次國共合作」,而此次合作,其目的在于短期內共同遏止臺獨和可能引起戰端的因素,中期則在維持現狀和維護「同屬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展開更全方位的交流并逐步,最大程度消除彼此因內戰而留下的隔閡,長期則是朝最終「和平統一」(時機可議)的方向努力,而這也是目下海內外一直關注和期望的。

         

                                        

                                       

         宋楚瑜與親民黨

          宋楚瑜1942年6月出生,湖南省湘潭縣人,1949年隨父來臺。其父宋達1933年就參加了海軍,從少尉一步一步做到中將,曾任陸軍供應司令、聯勤副總司令等職,與蔣經國私交甚篤,1975年8月卒于臺北。宋楚瑜是家中長子,自認童年時代是個“木訥、內向的孩子,學業成績乏善可陳”。1959年,宋楚瑜中學畢業,參加大學聯考理工組考試落榜。第二年,他又去參加聯考的文法組,考上了政治大學,進入外交系就讀。在大學期間,宋學習刻苦,1964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

          宋楚瑜從政大畢業后,服兵役二年,1966年赴美國深造,并于1967年獲加州柏克萊大學國際關系碩士學位;1971年獲天主教大學圖書館系碩士學位;然后他又到華盛頓喬治城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宋楚瑜在喬治城大學學習時的導師是寇卓帕克女士和克萊恩博士,其中寇卓帕克是外交官出身,做過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是布什總統的重要智囊之一;克萊恩曾任美國中央情報局駐臺灣站站長,和蔣經國關系密切。

          1974年,宋楚瑜獲得美國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博士后,在導師的推薦下返臺任“行政院簡任秘書”,工作是蔣經國的英文翻譯。1977年,宋楚瑜出任“新聞局副局長”。1978年,蔣經國任“總統”,宋楚瑜也隨之前往“總統府”任“秘書”,1979年蔣經國任命宋楚瑜為代理“新聞局長”。在此期間,臺灣發生了臺美“斷交”、“中泰賓館事件”、“美麗島事件”等一系列突發事件,宋楚瑜則成功地充當了臺灣當局代言人的角色,其駕馭媒體的能力得到充分體現,受到蔣經國的賞識,1981年被選為國民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1984年10月,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

          1988年1月蔣經國逝世,國民黨內以宋美齡為首的“元老派”即“非主流派”與以李登輝為首的“主流派”,圍繞著最高權力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在蔣去世的第一個國民黨中常會上,宋楚瑜堅決支持推舉李登輝做國民黨代主席,并以當場退席抗議宋美齡等提出的延后推舉國民黨代主席的要求。在宋抗議之后,是次會議通過李登輝接任黨代主席的決定,確立了李在黨內的地位,從此宋與李建立起被輿論稱之為“情同父子的關系”。1989年5月,宋楚瑜升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1990年2月,國民黨“非主流派”推出林洋港、陳履安為“正副總統”候選人,與代表“主流派”的李登輝、李元簇組合相抗衡,斗爭異常激烈。在國民黨臨時中央全會上,宋楚瑜以辭職相威脅,反對非主流派有關投票產生國民黨“總統”候選人的要求,使雙李組合勝出,再在關鍵時刻為李登輝“保駕護航”,為李清除非主流勢力,成為第一任“直選”“總統”立下汗馬功勞。1993年3月,宋出任臺灣“省主席”。

          1994年12月,宋楚瑜以470(60%的支持率)萬票的超強民意實力當選為臺灣第一任“民選省長”。任職期間,宋楚瑜走遍了臺灣309個個鄉鎮探查民情,解決基層問題,不但獲得大多數民眾的認同和喜愛,也培養了廣泛的人脈關系;同時,他還不斷擴大地方自治權利,許多原屬臺當局管轄的財政、人事權都收歸已有,令其與“中央”的矛盾加深。

          1996年李登輝挑選連戰作為“副總統”,即初步表明了由連戰接班的意向。但宋楚瑜樹威信、布樁腳、積累政治資本的種種動作,讓李覺察到宋有“覬覦總統寶座”的企圖心。與連戰的“政治個性”不強,不會急劇改變李后路線的特點相比,宋楚瑜則顯得權謀而難以駕馭,不易李發揮影響力。李登輝曾等待宋能體認其接班安排的苦心,但宋依然我行我素。1996年12月,在李登輝的主導下,國、民兩黨在“國發會”上以提高工作效率和節省開支為名,達成“凍省”協議,停止“省長”、“省議員”等公職的選舉,以此達到“廢省”和“廢宋”的目的,宋楚瑜由此成為最后一任“民選省長”。宋也因堅決反對“廢省”,同李的關系迅速惡化。1996年底,宋楚瑜向國民黨高層遞交辭呈,被連戰慰留,宋楚瑜堅辭不準后以“請辭待命”的方式做完了剩下的兩年任期。1999年,宋楚瑜與國民黨決裂,以獨立參選人身份參加“2000年總統”選舉。競選失敗后,宋楚瑜組織親民黨,親民黨成為臺灣第三大政黨。2005年5月,宋楚瑜繼連戰之后,率親民黨代表團訪問大陸,多次表示反對“臺獨”,強調“兩岸民眾一家親”,為兩岸關系的和解與正常發展作出積極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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